印度局势颇为复杂，于岑知道自己既没有能力理清楚，也没有时间和责任去理清楚，便提出了问题，“现阶段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李润石也没时间研究印度，所以他也回答这个问题的自信。好在何锐在战略判断上给出了明确的指示，“现阶段中国在印度的最高战略需求并非是完成革命，而是将印度地区的革命在中国的引导下进入以发展生产力为核心目标的道路上去。在这个阶段，即便东亚地区的土地政策并不完全适用于当下的印度地区，但是只能开始。。
我们通过与先进的印度地方革命力量合作，完成土地革命。之后，随着印度与先进工业体系的贸易，就可以有效的持续推进印度的社会进步。所以，何主席认为现阶段我们应该勇敢的深入到印度社会中间。这样的做法，不仅无法实现我们的目标，解决印度的问题。还会被印度人民误解。”
听到这句“被印度人民误解”，于岑下意识的抿紧了嘴唇。亚洲联军，或者说中国军队的军纪以及政治性没的说，绝无侵害印度人民的行为，更没有高高在上颐指气使，所以印度人民的“服从性”给于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国人的服从性是后天训练的结果，而且这种服从也更多是针对正确方向的服从。如果于岑不是1位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并且接受过逻辑学与心理学的系统学习，他就会认为印度的服从性是“天生”的。
何锐早就对进军印度的部队强调过，千万不要相信印度人的承诺。于岑从1开始就从何锐少见的强调中感受到这个交代的重要，也1直很注意此事。但是真的与印度人接触过后，于岑还是被震惊到了。
与这种懒散与不靠谱相对应的是印度人的“服从性”。不管中国人说什么，印度人都会在表面上“十分服从”，让干啥就干啥。等事情进入到真的需要印度人完成任务的阶段，印度人的反应就仿佛他们故意对着干1样，会让中国国防军气歪鼻子。好在中国国防军本就没有依赖印度，尽可能避免与印度人合作，这才没有酿成问题。
回想着种种，于岑叹道：“李主席是否误解了印度人民的误解？”
李润石虽然没有在印度工作过，却也认真研究过印度报告。论起连阳奉阴违都算不上的懒散，东南亚不少地区也差不多。李润石解释道：“于司令，政治的核心工作内容是对于制度以及利益的领域。面对切实的利益，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管是中国人民还是东南亚人民，以及印度人民，在这方面不会有任何区别。
如果说有什么区别，那就是中华文明毕竟发展到了1个高度，这个高度让中国明白，1切都不要搞虚的，只要敢于真正面对人民利益的分配，在必然会引发新矛盾的同时，也有可能解决旧矛盾。
现阶段，我们的部队就要展现出我们敢于斗争的1面。而政治工作则是让印度人民明白，哪怕几百年都始终无法改变的社会现状，我们也敢去挑战，并且为了印度人民去打破所有枷锁！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1个阶级推翻另1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听到这里，于岑颇受震撼。他原本以为李润石是1位学者型领导人，却没想到深厚的学术功底让李润石拥有了面对残酷现实的勇气与能力。
但此时于岑也不敢真的完全相信李润石，便答道：“就请李主席安排工作。”
这边李润石开始运营印度独立地区的革命工作，那边德国专家中有1少部分留在斯里兰卡考察，大部分乘坐飞机直飞新加坡。这次大审判的讨论地并没有设在中国境内，而是放在新加坡。在得到解放的地区，有各个分会场。
按照大审判的安排，最好能在殖民者们犯下罪行的当地进行审判。审判最好能公审，审判结束后的处决也能在那些殖民者犯罪的地方执行。
只要是欧洲学者，都知道这是为了杀人立威。支持者们对此颇为欣赏，不支持者们则觉得这是1种报复主义。当然，不支持者们好歹也是法学专家，他们即便心中腹诽，却也没有公开反对。
报复，复仇，1直被认为是人类古老文明中传统的正义之1。法律发展到现在，有些法学界人士还将这种行为称为“自力救济”。而且这种审判是司法行为，决定那些人有罪无罪不是靠情绪，而是靠法律判决。既然真的不支持审判殖民者，那就得从法律角度为这些人辩护。而不是用“反对报复”这种道德口号。
德国代表团团长，德国科学院院长卡尔教授虽然1脸坦率，但是面对中国政府工作人员的时候，依旧用有些蹩脚，而且带了些东北口音的普通话说道：“这些德国专家是前往河内考察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法律建设。”
对面的中国政府工作人员神色古怪，明显憋着什么。至于憋得是不快或者是可笑，卡尔教授就装作没看到。毕竟，这些考察申请中包括农村基本的组织，城市工人的生活与组织，军事预备役组织，军事训练体系，情报体系，政治思想教育。怎么看都与法律之间相隔甚远。
好在中国政府工作人员看来颇有工作经验，他憋住了，最